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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在深圳,白领平均工资最高的城市,街上那是何等的繁荣。这两个场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,多年来挥之不去。康德说,每一个人都是目的,可是骡马一样的站街女和领着微薄薪水的工人,他们有半点人的尊严吗?
我的个人生活体验是没有说服力的,除了说服我确信某种立场。我的同事的研究表明,在2006年之前的十多年的时期内,珠三角地区工人的平均工资基本上就没有涨过,这是一个可怕的“寻底效应”,由于劳动力的严重过剩,工人竞相比拼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以获得工作机会,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在极限生存工资的水平上。著名的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我拿有经济学学位,我对类似这样的理论深信不疑:一定程度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,人具有无限的创造性,人不是负担而是最大的生产力,制度的变迁与技术的变革能交互影响从而带来社会福祉的改进……但我看到的事实同样让我坚信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,人口数量太多了,以至于人与人之间不得不陷入残酷的生存竞争,在生存困境面前,尊严是不存在的。
在美国,我看到了一望无垠的没有开垦的原野,让我更坚信这一点。当然中国的事情远比美国复杂,比如巨大的贫富差距,权力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影响,相当糟糕的社会福利体系等等。如果这些问题能解决,人口数量或许不是问题,可是,怎么可以用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状态来决定现实选择呢?
生存竞争是如此的惨烈,如此数量巨大的人们卑微地活着,这会对人们的生育选择产生影响吗?即民众是否因此可能自愿节育?我对此相当的悲观,我不认为多数人有这样的理性,否则“工资寻底”这样的事实就不会发生。
美国密歇根大学的Ronald Inglehart教授有一个已被广为接受的理论:人类的价值观会随着现代化进程发生改变,工业化时代民众会更倾向于物质追求,后工业化时代民众在生存问题解决后,会更追求诸如自由、尊严、宽容这样的价值观。但道理是同样的,一个未来可能的场景不应该影响今天的选择。很多论者会说,中国的人口密度比日本大吗?比韩国大吗?这样的论证,在我看来也是没有价值的,除非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与日本韩国一样了。我也并不认为,政治清明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
为此,我主张在中国执行严厉的节育政策。我当然坚决反对野蛮计生,这是一个很低级的话题,无讨论的必要。我所期待的节育政策是这样的:执行一胎政策,超生者施以经济处罚,在一个最低罚金金额基础上,按照超生数量与家庭财产数量累进比例地罚款,这笔罚款专款用于婴幼儿的保健节育或用于奖励一胎家庭,当然目前的计生政策中有一点很好,即公职人员一旦超生则无条件地开除公职。好象有个外国的学者提出拍卖生育指标以及允许转让生育指标,如果对市场理论有一定的认知,会知道这是很好的建议。总之,用经济奖惩手段来保障节育政策的执行是有效的。中国的事情,难就难在于,由于各种基础性制度条件的缺失,任何政策都是会走样的,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了。
要不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,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了。主张取消的论者,主要持两种理据。其一,权利论者,认为自由生育乃基本权利,不容公权力干预。其二,认为取消计划生育并不会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,中国即将步入老龄化时代,人口红利已消耗殆尽,人口结构已不支持持续的经济增长。
这是两种不同的论证角度。权利论者主张生育只应该是夫妻双方的事,是人之基本权利,这一立论堂堂正正,反对的看法很难说出口,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。后一种理据,则是从政策后果以及相关的利益关系来进行论证。这两种论证方式,的确是社会问题讨论中通常的两种方式,但放在生育这一具体问题上,我对这两种论证方式都不以为然。
用“权利”进行论证,在智力上是一种相当偷懒的行为。在论证的方法论上,“权利”只能是论证最终形成的结果。更重要的是,权利是复杂的,观念上任何的权利主张都无不可,但落实为现实的权利,则是须与现实的社会历史场景相一致的,将观念上的权利落实为现实,须一一进行细致的论证。我不认为自由生育在今天中国应成为一项权利,我的论证很简单,沦落在社会底层的民众,他们的权利在哪里?而在他们的权利集合得到等度的落实时,我会捍卫自由生育的权利。
其二,我相当反感“人口红利”这一说法,人是目的,不是工具,以人口红利来论证某种政策的正当性时,其立足点就是把人视为经济增长的工具了。此外,我坚信一点,在某种资源结构前提下,市场机制都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,而这种状态是在既定资源禀赋下的美好状态。作为“工具”的人口数量减少了,人之价值观会相应改变,人的行为会随之改变,会形成既定人口数量下对“幸福”的新的理解,在观念上人们会认同这就是“美好”。
最后我想说,在中国,有利于相对意义上的穷人的政策很少,如个税、养老金制度等等,但生育政策或许是唯一的有利于穷人的政策。当下的计划生育政策,在位的公职人员鲜见违反者,其次富人的超生罚款会更多(和权力勾结会得以轻微处罚的是另一回事)。(再声明一下,野蛮计生政策不是一个有效的值得讨论的话题,其中的价值判断一目了然,我是在野蛮手段之外的意义上讨论这一话题。)
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拼爹的时代,权力和富人阶层在资源占有上据有绝对的优势,而且这个阶层日趋固化,穷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,如果自由生育,将会看到这样的事实:富人阶层之间的竞争也加剧了,他们竞争的结果就是加剧穷人的苦难;而穷人之间将陷入无以复加的惨烈竞争,他们竞争的结果是陷入永远也无法摆脱的、惨绝人寰的苦难。而生育政策对富人阶层人口数量的绝对增长形成了限制,这意味着穷人能获得多一点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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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:张艺谋;AS / 东方IC供图)
张艺谋超生了三个孩子,需缴纳社会抚养费748万余元,罚太少了,这几乎就是在鼓励张艺谋这样的权贵超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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